總統接見「港澳台灣同鄉會」成員

中華民國94年04月28日

總統接見「港澳台灣同鄉會」成員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接見「港澳台灣同鄉會」成員，除代表政府表達誠摯歡迎外，並對該會長期以來積極配合政府政策，為台灣鄉親提供各項服務，大力推動台灣與港澳之間各項交流工作表達肯定與感謝之意。

　　總統也表示，香港回歸中國將近8年，澳門也將近6年，當初為了港澳的回歸而設計的所謂「一國兩制」，經過這些年來的檢驗，清楚的證明它只是一句空話、一句假話。

　　總統指出，港澳今天所面臨的處境，不在於中國還能給多少的承諾與保證，而在於中國能不能實施民主與法治。他並強調，當中國還沒有實施真正民主的選舉、軍隊還沒有真正的國家化、以及人民還沒有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之前，兩岸是不可能進行政治整合的。

　　總統也誠摯希望中國的領導人能發揮智慧，順應世界的潮流，積極擁抱自由、民主、人權與和平的普世價值，加速推動各項政治的改革，讓民主與法治能在中國大陸生根與壯大，為中、台、港、澳四地華人社會的繁榮與進步，共同開創歷史的新頁。

　　總統致詞內容如下：
　　各位僑居港澳的僑領鄉親，特別於百忙之中專程組團回國參訪，阿扁首先要在此代表政府向大家表示最誠摯的歡迎之意。多年來，「港澳台灣同鄉會」不遺餘力 為台灣的鄉親朋友提供各種的服務，並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大力推動台灣與港澳之間各項交流的工作。由於港澳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地理位置，國人同胞很早就將港澳 當成兩岸商務貿易、人員往來與貨品運輸的中介點，以及對中國投資的前哨站和資金的募集地，據粗略的估計，目前在港澳的國人同胞約有四萬多人，加上港澳陸續 回歸中國以後，當地的政治情勢也有了重大的轉變，使政府格外重視僑居在港澳國人權益的保護。於「97」與「99」之後，陸續成立了「香港事務局」與「澳門 事務處」，同時也先後在香港機場設立辦事處，於澳門開辦簽證業務，開放落地簽與網上簽，同時也完成了「台港」與「台澳」空運航約的談判等重要工作，未來還 將持續加強對台商及子女的聯繫與服務。今天許多在座的僑領都曾親身參與爭取這些權益的折衝，並提供各種有力的協助，在此阿扁要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 意。

香港回歸中國將近8年，澳門也將近6年，當初為了港澳的回歸而設計的所謂「一國兩制」，經過這些年來的檢驗，清楚的證明它只是一句空話、一句假話。因為 「一國」是真的，「兩制」則是假的。去年四月，中國「人大常委會」無視五十萬香港民眾走上街頭、以具體的行動要求更多民主的呼聲、悍然透過主動解釋「基本 法」，否定了香港在2007年實施普選特首，以及2008年普選立法會議員的可能。今年四月，中國「人大常委會」又再一次針對補選特首任期的問題，主動解 釋「基本法」，直接框定了香港的政治發展。這些接二連三的「主動釋法」，完全剝奪、限制了香港法院所應享有的解釋權，以及提請釋法的主動權，讓「港人治 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承諾變成了空言。

　　港澳今天所面臨的處境，不在於中國還能給多少的承諾與保證，而在於中國能不能實施民主與法治。民主與法治不但是基本人權最堅實的保障，更是遏止貪污與 腐化最有效的防腐劑。過去港府一向以清廉與效率著稱，但隨著97回歸以後，香港這顆東方明珠昔日的光彩日漸黯淡，這與北京當局執意打壓香港的民主運動，任 意破壞香港司法的獨立有直接的關係。一套落後且充滿人治色彩的政治制度，硬要套在一個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之上，這就是港澳今天所面臨的最大困境。

　　中國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不但像是一個大鳥籠，把渴望自由與民主的港澳人民關了起來，只能在限定的範圍內飛翔，同時更像是一副沈重的腳鐐，嚴重地遲緩了港澳追求進步與發展的腳步。

　　過去中國政府一直希望透過所謂「一國兩制」的成功，企圖做為處理兩岸問題的典範，但事實證明，兩岸之間最大的矛盾不在於政治的分離，而在於對民主制度 與生活方式的選擇。港澳過去曾獨立於中國之外而存在，期間不論是人身自由、社會秩序、行政效率、乃至於經濟發展，都有非常亮麗的表現，但自從回歸之後，各 項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指標，卻呈現明顯的退步。

　　當港澳與中國對於民主與法治的建設仍存在著巨大差距之時，硬是強將三地進行政治的整合，其結果就是整個港澳社經發展的全面倒退。這種歷史的殷鑑，值得 中國領導人深思，同時也是對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最清楚的警訊。個人曾再三強調，當中國還沒有實施真正民主的選舉、軍隊還沒有真正的國家化、以及人民還沒有 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等之前，兩岸是不可能進行政治整合的。

台灣人民衷心希望兩岸關係能夠正常化，台海之間能有永久的和平，同時也期盼港澳人民能享有真正的自由與民主，但情勢的演變卻一直往相反的方向發展。然而， 再多的「人大釋法」將無法澆熄港澳人民追求民主的渴望，再多的文攻與武嚇，也不可能拉近兩岸人民彼此之間的距離，而「反分裂國家法」的通過，不僅沒有防止 分裂，更使得兩岸之間的鴻溝愈來愈深、分離的高牆愈築愈高，這絕對不是台港澳等地人民所樂見的。阿扁誠摯的希望中國的領導人能發揮智慧，順應世界的潮流， 積極擁抱自由、民主、人權與和平的普世價值，加速推動各項政治的改革，讓民主與法治能在中國大陸生根與壯大，為中、台、港、澳四地華人社會的繁榮與進步， 共同開創歷史的新頁。

　　最後，要再一次歡迎、感謝各位的來訪，期待各位鄉親回到僑居地後，繼續給予政府最大的支持與協助，進一步強化台港澳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並敬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港澳台灣同鄉會」成員一行三十餘人，上午由會長林添茂領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副主委游盈隆陪同前來總統府晉見總統，總統府副秘書長黃志芳也在座。

和平之旅／連戰北京大學演講全文

和平之旅／連戰北京大學演講全文
2005/04/29 11:13

連戰：掌握歷史，一步一腳印成功在望。
本報訊

主持人（北京大學副校長郝平）：尊敬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和夫人連方瑀女士，尊敬的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陳雲林先生，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老師們、同學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相聚在美麗的未名湖，熱烈歡迎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一行訪問我校，併發表演講。出席今天演講會的貴賓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連戰先生和 夫人連方瑀女士、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吳伯雄先生、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澄枝女士、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江丙坤先生、中國國民黨中央 委員會秘書長林豐正先生、以及隨同連戰主席訪問的中國國民黨訪問團的各位嘉賓。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方面，出席今天演講會的有北京大學的兼職教授陳雲林教授、李炳才常務副主任、北京大學方面，出席今天演講會的有北京大學校委員會主 任閔維方教授、以及北大相關領導和各院係師生代表。我們對光臨北大的各位嘉賓表示熱烈的歡迎。正在國外參加大會的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專門委託我向連戰主席 和各位嘉賓的到來表示誠摯的歡迎。現在請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閔維方教授致歡迎辭。

閔維方：尊敬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及夫人連方瑀女士，尊敬的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的各位嘉賓、尊敬的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陳雲林先生、老師們、 同學們、朋友們，值此春意盎然的時節，我們以萬分喜悅的心情迎來了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及夫人一行蒞臨北京大學。首先，我謹以北京大學全體師生的名義， 向連戰主席及夫人，向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的各位嘉賓，表示最熱烈的歡迎和崇高的敬意。

連戰主席是我們北大師生所熟知的台灣著名政治家，1957年，連戰先生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係，1961年，取得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法和外交碩士學位。 1965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66年至1968年，他曾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執教。1968年回台後，任台灣大學政治學客座教授，政治 係主任及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在學術界博享聲望。1965年，連戰先生出任中國國民黨青年工作會主任，此後歷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常委、副主席、 主席。

今天作為首位訪問北京大學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將在這裡發表演講，我們為此而深感榮幸。近一段時間以來，兩岸政黨交流的互動呈現新的活躍局面。前不 久，江丙坤副主席率領中國國民黨參訪團對大陸進行成功的訪問。連戰主席此行更是舉世矚目，意義重大。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雙方在各個 領域進一步加強交流與合作，是人心所向、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連戰主席的來訪必將有助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有助於催生兩岸合 作與交流的嶄新局面。

北京大學是一所有著悠久歷史和重要學術影響的高等學府。100多年來，北大秉承著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光榮傳統，為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為人民的 自由民主、為現代化建設和教育、文化科技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獨特的卓越貢獻。近年來，北大在兩岸的文教學術交流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學與台灣的許多 大學和學術機構之間交流交往，十分活躍。目前，在北京學習的台灣學生包括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和大學本科生，已有265位。

我們相信，隨著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我們北大與台灣高等院校、學術機構之間的交流交往還會得到更加進一步的發展，還會更加密切。再次，我還要高興地告訴 大家，北京大學與連戰主席還另有一番特殊的淵源和情誼，這裡曾經是連主席的母親趙蘭坤女士學習和生活過的地方。1930年8月，趙蘭坤女士得到遼寧私立女 校校長的推薦，進入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宗教及社會學科專修學習。1952年，燕京大學併入北京大學。因此，趙蘭坤女士也是我們北京大學的校友，今天連戰主席 回到自己母親的母校，我們尤感高興，並再次表示熱烈歡迎。

「春風猶化千層雪，海水流連兩岸新」。我深信，兩岸之間充滿著真誠的交流與交往。不僅將不斷增進兩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骨肉聯繫，也必將促進兩岸的共同繁榮 與發展，促進中華民族的團結與振興。最後，希望北京大學之訪能給連戰主席一行留下美好的印象，也預祝連戰主席的大陸之行取得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主持人：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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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戰：尊敬的閔主任委員、副校長、陳主任，各位貴賓，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早安！

今天我和內人偕同中國國民黨大陸訪問團一起來到北京大學，非常榮幸。在這裡首先向各位表示感謝。北京大學的校址，剛才我了解到，就是當年燕京的校址，我的母親在三十年代在這裡唸書，所以今天來到這裡可以說是倍感親切。

看到斯草、斯木、斯事、斯人，想到我母親在這兒年輕的歲月，在這個校園接受教育、進修成長，心裏面實在是非常親切。

她老人家今年已經96歲了，我告訴她我要到這邊來，她還是笑咪咪的很高興。台灣的媒體說我今天回母校─母親的學校，這是一個非常正確的報導。北京大學是我 們大學裏面的翹楚，也是中國現代新思潮的發源地。蔡元培先生有兩句名言：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相容並包之意。這種自由包容的校風之下，長久之下北大為這個 國家、為這個社會培育了很多精英分子。

尤其在國家、民族需要的時候，可以說都是能夠挺身而出，各領風騷。不但為整個國家民族和社會做了很大的貢獻，尤其是展示了中國知識分子那種感時、傷時、憂 國的情況。所以我今天來到這裡，心裏回憶這些，非常感動。我的母校也是我服務多年的台灣大學，同樣的師生也以能夠參與「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各種的 活動，也許是因為歷史的因緣機會，所以台灣大學曾經成為兩岸高等學術人才的一個榮譽。

1949年之後北大好多好多的老師跟同學們好像種子一樣，跨洋過海到了台灣，尤其到了台灣大學，把自由的種子帶到那裏去，在那裏開花結果。包括傅斯年、毛 子水等等師生後來都是在台大當教授，受到大家非常的歡迎。尤其胡適和傅斯年先生，都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傅斯年先生當過北京大學的校長，後來出任台灣大學的 校長。所以在今天，台灣大學裏面那個幽靜的校園，那個迴響不已的傅鐘，都是台灣大學的老師和學生生活裏面的一部分。所以，簡單地來講，自由的思想，北大、 台大系出同源，可以說是一脈相傳，尤其在大陸，可以說是歷史上的一個自由的堡壘，隔了一個海峽，相互輝映。

今天我來到北大，我也願意回顧一下，中國近百年以來整個的思想發展，應該也可以說歸功於北大。大家都知道胡適先生提倡自由主義，那是代表一種自由、民主、 繁榮、進步的創舉，也曾經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但是我們仔細地來看，自由主義這個思想在中國走的是一段坎坷的路，不是很順利，也不是很成功。記得在那個年 代，胡適先生介紹杜威的實用主義，談到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精神，面對重大的針對社會的問題，提出所謂問題趨向的一個態度，要大家以逐漸進步，所謂漸進、逐 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相信，不要任何的武斷，不要任何的教條，點點滴滴，即可以存活。

這是實用主義和自由主義進入中國的一個最主要的橋梁。那個時候胡適和李大釗先生經過了一系列的辯論，那個題目是多談問題，少談主義。我想這樣的一個方式在 一個正常的時刻、環境之下，也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但是為什麼自由主義在中國它的影響大部分還是在知識分子中間，為什麼如此？

簡單地來講，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世紀的最初，那個二、三十年，你看看這個國家所面對的是什麼，是中法戰爭，是甲午戰爭，是八國聯軍，是 日俄戰爭，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整個的國家都在列強帝國主義燒殺擄掠下，不平等條約可以說是喪權辱國的東西，老百姓的生活已經到了一個貧苦的極致，烽 火連天。

在這麼一個環境之下，中國的人民實在是沒有一個那樣的環境來冷靜地思考自由主義所代表的一個深刻理念，當然在校園裏面百花齊放、百家齊鳴，但是終極，能夠 吸引、號召青年人的正式的號召，不外乎還是以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三民主義的路線和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社會主義總路線兩條路線。

今天，北大已經107年了，來到這裡好像把我們帶回到一個近代中國史的時光隧道裏面去，因為在這裡不但是人文薈萃，同時我們也看到一個很濃縮的整個的近代 史，我看到大家，我就想到，各位今天除了各有專精之外，宏觀的思維一定是跟各位在這個校園裏面那些服務過的前輩先行們一樣。

大家還要想一個問題，中國的未來到底在哪？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當然，在找尋答案的時候，找尋這兩個問題的答案的時候，我們都知道，歷經曲折，歷 經挑戰，我們走了不少的冤枉路，我們得到了多少的慘痛的教訓，這些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是身為一個知識分子，我相信大家都有這種百折不回的決心和勇氣。 因為在各位的肩膀上，要擔負的就是要為歷史負起責任來，要為廣大的人民來找出路。

如何能夠讓整個的中華民族不要再走上戰爭和流血，如果能夠讓和平來實現，如何能夠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如何能夠維護和不斷提升我們的國際競爭力，這些重 擔，都在各位的肩頭上。一肩挑起來，就是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個偉大的格局。那麼，用什麼話來形容這樣的格局，這樣的勇氣，帶領我們到正確的歷史方向和目標。 我想了再想，把他歸納成12個字，那就是希望各位能夠「為民族立生命，為萬世開太平」。

聽起來有一點老古板，好像太骨董一樣。但是畢竟這是我們老祖先心血的結晶。也許用現在的話，這12個字可以再變成8個字，那就是我們大家一定要堅持和平，我們大家一定要走向雙贏。

當然有人會問我，你的勇氣不小，你的基礎在哪？我要在這裡跟各位坦白從寬。我認為這個基礎在哪呢，在於歷史的一個潮流、在於民意的一種驅動。歷史的潮流、 民意的驅動讓我、讓許許多多的人有這樣的勇氣能夠提出來。什麼是歷史的潮流？大家都知道，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都以中國的富強、康樂為目標。但是，不幸 的日本鐵蹄的侵略，阻礙、終止了這個國家文明的建設，以及現代化的進程。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兩黨對國家應該走的總路線又有不同的看法，它的結果是以內戰的 方式來解決。一直到今天，一個台灣海峽、一條海峽阻隔了兩岸，不曉得阻隔了多少的家庭，造成了多少的不幸哀怨。尤其還形成了若干民族之間的間隙，一直到今 天，迴蕩不已。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這樣一個歷史的中間，關鍵的任務在關鍵的時刻做了關鍵的決定，扭轉了關鍵的歷史的方向，這是驚天動地了不起的事情。形成了一個新的趨 勢，一個新的方向，我在這裡特別要提到，就是蔣經國先生和鄧小平先生。蔣經國先生在兩次能源危機之後，知道台灣那個地方沒有任何天然的物質，所以要靠自力 更生，可以說是捲起袖子全心全力來推動，所以他推動了十大建設，推動科學園區的建立，號召留學生回國研究投資，等等的作為為台灣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在 經濟發展之後，更進一步推動了他民主化的工作，所謂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包括排除了所謂威權的政治，奠定了一個政黨之間互動的一個模式。甚至於再進一步開放 了黨禁、報禁，取消了戒嚴，同時也促進了兩岸人民，尤其是大陸，很多老兵返鄉來探親，在歷史的時刻扭轉了這個方向。

小平先生提出改革開放，大家看一看，不但轉換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深化的、全面的提升了人民生活的水準，這都是跨時代的、了不起的作為。蔣經國先生晚年的 時候講，他說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小平先生講到，改革開放的路線要管一百年，用他四川的話講「動搖不得」。沒有動搖，今天大家看一看，大陸經貿的發 展，經濟的成長，可以說樣樣都是名列前茅。

我是59年前離開上海回到台灣的，那時候還是一個年輕人，今天來到大陸，所看的一切的情景跟我的回憶和記憶完全不吻合了，所以我是懷著一個祝福的心、一個 持續不斷期盼的心，希望這塊土地能夠更快速地來發展。在整個的發展層面，除了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發展層面也很快速。比如說現在我了解到，在很多基層，所謂 定點的民主選舉制度，在《憲法》裏面也提到，所謂財產權是最基本的人權，我相信這都是正確的歷史方向，都是值得鼓勵的歷史的步伐。

當然，整個的政治改革，無論是腳步無論是範圍，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但是我必須要講，在過去這段時間裏面，兩岸所走的路、走的方向，已經使我們兩岸無論是在差異還是在差距上，越來越縮小，這是歷史的潮流，非常重要的一個方向。

再談談所謂民意的驅動。我這一次到大陸來訪問，我說「來得不易」，因為有若干的人很遲疑，甚至於有一種批判，認為我到這裡來，是為了進行所謂第三次的國共和談，所以我的目的是要「聯共制台」。但是，現在那個「台」下面還有個「獨」字。

我在這裡要提出來，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同時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扭曲，因為講這種話是從一個僵化的思維、冷戰時期的一個思考來看問題、來想問題，時間的確對 他們來講過得太快了，讓他們留在二十世紀甚至於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我們今天怎麼不能夠重視當前，怎麼不能夠放眼當前，來共同展望未來，來開創 未來呢？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以善意為出發點、以信任為基礎，以兩岸人民的福祉為依歸，為民族長遠的利益來考慮呢？人民為主，幸福優先，我想這是包括我們所有的台灣2300萬、大陸13億的人，我們所有的人民，大家會共同支持的一個方向。

我以前看到，面對東西德國，科爾總理說我們相互需要，面對南北韓，現在盧武鉉也講到，通力心兄弟情，這些聲音難道一點都引不起來我們大家應該有的一些提示 嗎？我想答案是否的，我們會。今天我們所走的這條路是人民所支持的，我們搭橋鋪路，是人民所願意看到的，他們不願意再看到兩岸的對峙、對抗、對立、甚至於 對撞，他們願意看到的是兩岸的對話與和解，大家的相互合作。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去年底台灣進行立法委員選舉開始的時候可以說是非常明確的講出 來，我們就要走對路才有出路。

台灣走對路才有出路，我們認為不能夠讓「民粹」主義取代民主的思想，不能夠讓「制憲」、「正名」、「去中國化」、武斷的「台獨」時間表，來打破我們整個幸 福的基礎。所以我們提出來我們的看法，其結果我們都知道，今天好多位立法委員都在這裡，認同支持這種看法和政策立場的在今天立法院裏面是占有絕對多數，今 天來的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有幾十位，但還不全，他們都要來，我說不行，我說這樣就放空營了，人家會偷襲。但是我想他們的當選、他們的得票你可以看到人民的趨 勢。

周日我們出來之前有一個民調，66％的人認同支持兩岸的和諧對話，30％認為可能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這也是一個民意，非常顯著的一個情況。想特別要提 出，在這樣的一個大的環境、歷史的趨勢、民意的驅動之下，我個人認為，現在給我們一個總結過去歷史的機會，就是讓我們能夠有一個新的環境、新的思考，能夠 來發展建立一個我們共同的未來，共同的願景。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不能一直活在過去，就像邱吉爾講的，永遠的為了現在和過去在那裏糾纏不清的話，那你很可能就失去未來。逝者已，來者俱，我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結論。我 認為我們的願景要回到自由的思想，發源地，今天北大我們再談一談。這就是多元與包容，這就是互助與雙贏，這就是現狀的維護與和平的堅持。

各位親愛的朋友們，網路資訊的時代本來就是多元化的時代，何況我們本身就有多元的基礎，這樣多元的社會一定要有包容，就好像蔡元培先生所講的包容。

怎麼樣來了解有沒有包容呢？檢驗有沒有包容，很簡單，理性地溝通，相互地尊重，取代所謂激情的謾罵跟批判，這就是包容，很簡單。

蔣夢麟先生也是北大的校長，他講所謂那些背後拖著長辮子的保皇黨和思想激進的新人物大家在一起討論問題，互相笑謔，那就是包容。

第二我要講互助和雙贏。各位都知道，今天這個市場的經濟已經逐漸的在那裏整合兩岸經濟的資源，不但是兩岸，事實上今天市場經濟的作為可以說在全球化的趨勢 裏面已經席捲了全球，自由的經濟就是這樣的一個趨勢，但是在自由經濟的體制之下如何維護和提升我們的競爭力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不能只喊口號，要落實，而維護提升競爭力唯一的就是一定要合作，唯一的就是一定要創新，合作、創新，才有機會。

今天，兩岸的關係，各位看到，我們不但是互相依存，而是互補互利，而是一加一大於二的情況，所以我相信台灣在創造了第一次經濟奇蹟之後，現在正在邁向第二 次的經濟奇蹟這條路，在努力，大陸今天所面臨的也是千載難逢的一個機會，所以中華民族這種現代化，這種富強康樂，已經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美夢而已了。

尤其在即將面臨的未來，我要講，我說兩岸合作賺世界的錢有什麼不對啊？我們一定能夠來實現所謂如虎添翼的加乘的效果，這種加乘的效果不是雙贏，實際上是多贏的。

第三個，我要談到，就是來堅持我們的和平，維護我們的現狀、穩定的現狀。大家照常理講，和平是和平，誰需要不穩定的一個和平，時時有改變的憂慮。但是在實 際的層次，今天兩岸的情形下，我們必須要維持我們的現狀。現狀維護不是一個靜態的，不是一個退縮的，不是一個消極的。現狀的維護，一方面當然要避免彼此的 爭議，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存異求同，凝聚善意，累積動力，開創一個嶄新的、亮麗的未來。

我們各位都知道，在過去，長久以來，戰爭流血不止是我們之間，整個的世界，都普受它的痛苦和摧殘。聯合國前面有一個雕塑，一把槍打了結要斷了，它的含義很深，將刀槍化為犁耙。

今天我來到這裡，讓我回憶到以色列，特拉維夫，猶太人博物館，前面寫了一段話，他說，全世界的猶太人對於彼此都負有責任。我們雖然曾經彼此有過戰爭有過流 血，今天要談溝通和平，有的時候覺得談何容易。但是猶太人的話讓我感觸良深。我相信有智慧、有能力的中華兒女大家都了解，我們可以化干戈為玉帛，點滴的心 血累積成我們常常久久的和平關係。各位親愛的年輕朋友，江山代有才人出，長江後浪推前浪。各位都知道年輕就是希望、年輕就會機會。在這個時候，大家回想一 下，前輩先賢曾經負起他們應該負起扭轉時代歷史的責任，現在又輪到大家。

大家都是將來國家、社會乃至民族的領航員。所以在這樣的時刻，我又想到以前美國雷根總統說的話，他說，假如我們不做，誰來做？假如現在不做，什麼時候做？ 我就是因為這樣，所以來到這裡。讓我們大家共同堅持，互惠雙贏，堅持和平。這是我們自我的期許，也是向歷史的責任。唯有我們能夠達到這樣的目標，為民族立 生命，為萬世開太平，這將是中華民族為舉世稱讚最重大的成就，也是我們面對世世代代炎黃子孫共同的光榮。

謝謝大家！

未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於南京城上--孫中山地下有知必痛斥後世子孫之不肖

中華民國94年4月27日星期三


【社論集錦】

未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飄揚於南京城上--孫中山地下有知必痛斥後世子孫之不肖

儘 管社會各界強烈反對，國民黨主席連戰仍於昨天展開訪中之旅，此行可謂罔顧國家安全與台灣人民利益，卻符合中國統戰的需要，因此連戰一行人抵達首站南京後， 果然受到了國家元首級的高規格接待。中國方面鋪上了紅地毯，準備了豪華高級禮車，免通關，警車開道，接待陣仗之大，據當地媒體表示恐超越柯林頓在任時訪中 的規模。相對於連戰等人在敵國所享受的禮遇，連戰出訪前卻在他自己的國家，受到冒著風雨而來的萬名群眾抗議，少數激情民眾甚至引發暴力衝突，血濺中正機 場。在敵國被待為上賓，卻被本國民眾當成出賣國家利益的叛徒，由此可見連戰此行的歷史功過，不待史家的褒貶臧否，民意已有定論了。

台灣是 一個民主國家，奉行法治，尊重與容忍多元意見的表達，群眾在機場的示威，引發暴力衝突，確實令人遺憾，然則民眾之所以激憤難平，之所以冒著風寒之苦，群集 機場表達不滿的聲音，其所代表的絕大多數沈默台灣人的心聲，難道不能為朝野政黨在競相朝貢中國、大玩中國牌之際，帶來應有的警惕？連宋兩人在台灣政壇上已 走到了窮途末路，未來不僅角逐大位無望，即便黨主席職務亦交棒在即，俾便世代交替的進行，豈料兩人此際卻大張旗鼓推動中國朝貢之行，顯見雄心未減，不甘下 台，因此放手一搏，企圖挽救政治生命，再造政治第二春。在野黨領袖有如脫韁野馬，難怪在兩次大選中皆遭選民唾棄，可謂咎由自取。然而受選民付託而執政的民 進黨政府，在因應連宋中國行的措施上，卻也顯得優柔寡斷、進退失據，甚至色厲內荏，前倨後恭。扁政府先是強力批判連戰「有了中國就沒有台灣」，強硬要求中 國行必須報備，然而堅持不到幾天，態度竟然急轉直下，反而給予連戰中國行「重視、支持、祝福」，並且將依法應該進行的報備程序，轉化成一場「水扁兄」與 「連主席」之間虛情假意的電話秀。在野黨競相取悅中國，卻無視民眾福祉，強力杯葛法案預算，而執政黨又無力把關，坐視在野黨胡作非為，強渡中國。尤甚者， 扁宋會上演於前，扁連以電話空中相會繼之於後，扁連宋之間似乎暗通款曲、眉來眼去，有意製造一種模糊想像的空間。如此一來，民眾只好進行自力救濟式的抗 議。如果沒有這些民眾到機場表達抗議，則國際媒體一面倒報導連宋中國行，勢必造成國際社會對台灣的誤解，以為台灣人民並不在意中國制定反分裂法，台灣國防 亦無強化的必要。如此一來，台灣面對中國的「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的併吞作為，恐將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因此，李前總統才會憂心此次連宋中國行對台灣 生存的威脅，較一九九六年中國的導彈試射事件有過之而無不及。

連戰昨日抵達南京後在機場發表談話，感慨台北與南京，距離不是很遠，但距離 上次訪問間隔六十年，有相見恨晚的感覺，也是歷史性的第一步。連戰的感言，比較年長的台灣人不免回憶起，當年在白色恐怖戒嚴統治下，中小學生的作文，不管 體裁是抒情或論說，也無論題目為何，每個學子都會在文章結尾時來上一段反共八股，慷慨陳詞「消滅萬惡共匪」、「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大陸同胞」、「要 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南京的城牆上」、「祭拜中山陵」等等。這些記憶恍如隔世，卻難以磨滅。如今連戰回到了他心中的祖國，踏上了南京的土地，青天 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卻未在南京飄揚，也不是去解救大陸同胞，而是和「萬惡的共匪」把酒言歡，接受最高規格的招待。難怪呂秀蓮副總統質疑，國民黨正副主席的中 國行，究竟該稱之為「和平之旅」抑或「威脅和平之旅」？她更指責，國共在大陸打打談談，最後的結果是「禍延台灣」，蔣介石撤退來台之後先後頒布動員勘亂時 期懲治叛亂條例及檢肅匪諜條例，為台灣帶來往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當年國民黨失去大陸政權，來台高舉反共旗號，如今他們再度失去政權，回過身居然要去親 共，正副主席堂堂出門、返回大陸，開闢新的政治舞台。

南京曾是中華民國的首都，此地遺有總統府的故址，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肇建者孫中山也 葬於此處，連戰親臨總統府與中山陵憑弔進謁，回首歷史，發思古幽情之餘，能不慚愧自問，孫中山於九泉之下如何原諒其兩度大選失敗，斷送國民黨政權血脈的過 錯？而中山先生的信徒到中山陵謁陵，竟然不能公開以中華民國的國號，升起中華民國國旗，卻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以接受中共之招待為榮，想來孫中山地下 有知，亦必痛斥後世子孫不肖。換言之，事隔五十九年，連戰率國民黨代表團浩浩蕩蕩登陸，自以為為兩岸破冰，創造了歷史，其實此行莫說創造不了歷史，無顏告 慰孫中山英靈於地下，更對不起台灣人民，從此恐將背負起背叛者、出賣者的歷史罵名。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限制中共军事力量发展原因析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限制中共军事力量发展原因析

洛阳大学文史系　张留见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发展自己独立领导的军事力量，使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当蒋介石、汪精卫向共产 党人举起屠刀的时候，共产国际仍然下令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就使大革命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过去一些历史教科书在总结大革命失败原因时认为：“陈独秀 右倾投降主义，自动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以致在反革命势力发动突然袭击时，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导致了革命的惨重失 败。”［1］（p.173)目前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共产国际“限制工农组织武装”［2］（p.206）是造成大革命失 败的主要原因。但对于共产国际为什么“限制工农组织武装”则少有论述。本文就共产国际“限制工农组织武装”的原因作一简析，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利用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阻止中国共产党发展军事武装。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虽然粉碎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平定了国内反革命叛乱，但总的说，苏俄在世界上是孤立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 的魔爪要破坏俄国革命和剥夺俄国工农通过这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成果”，他们像 “铁桶一样包围着”俄国，“企图在俄国恢复君主政体”［3］（p.49）。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包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打开对华关系，争取中国的同情 与支持，为此采取了与中国各方势力联系和探求合作的政策。1920年，共产国际、苏俄政府派维经斯基赴华。维经斯基一方面在上海、北京与中国先进分子筹建 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与吴佩孚商讨建立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又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系。维经斯基上述活动表明，苏俄政府为了打开对华关系大门，尽可能与中 国一切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建立联系，不论他们中的哪一派掌权，都不至于损害苏俄利益。当时活动于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有实力的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 权，孙中山的现有实力远不如吴佩孚强大。所以，共产国际、苏俄政府首先选择吴佩孚作为联合对象。但是，到1921年下半年，苏俄接近吴佩孚的政策发生困 难，而在中国能与吴佩孚相对抗而又影响较大的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毕竟力量有限。为了利用国民党对抗吴佩孚，苏俄政府派遣军 事专家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运来了大批武器，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4．6万卢布，1926年后又分4 批将军火运到广州，“假如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可能有黄埔军校，也就不会有东征和北伐的胜利”［4］（p.234）

为了利用国民党牵制代表英美利益的吴佩孚，保障苏俄国家利益，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 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5］（p.15）。为了更好地贯彻苏俄联合国民党“共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1923 年鲍罗廷被任命为苏俄政府派驻国民政府的代表，兼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斯大林任命鲍罗廷为苏俄政府代表时，就“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 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这就是说，鲍罗廷在中国只能“与孙中山国民党通力合作，以发展中国的反帝势力，决不 能有扩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企图”［2］（p.180）。

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积极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把这次运动推向顶 点，但却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大罢工的失败深深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使他们认识到没有自己的武装，就不可能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革 命。因此，陈独秀向鲍罗廷请求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却遭到鲍罗廷的拒绝。1924年冬，鲍罗廷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国共合作及如何发展国民 革命军事力量，准备北伐等问题。会上鲍罗廷说：“现在准备北伐了，需要强大而统一的军事力量，但现在广东军队有不同的系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对军事 行动不利。因此我们决定培植蒋介石的第一军作这个中心力量，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培养军事干部，在财力和军事装备方面给予支持”。当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 要求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鲍罗廷却说：中国共产党“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不利于统一战线［2］ （p.248）。为了维持以国民党为核心的统一战线，消除国民党将领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要“帮助支持国民党掌握政权”，“不要单独起领导作 用”［6］（p.49）。中国共产党的正当要求被鲍罗廷无理拒绝。

“中山舰事件”后，中共中央再次要求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军事武装对抗蒋介石。陈独秀于1926年6月派彭述之到广州同鲍罗廷商量，要求把苏俄帮助蒋介石、 李济深的枪械匀出5000支用于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农民，但鲍罗廷怕引起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猜疑。陈独秀说：“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枪械匀 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而共产国际代表却说武装农民要惹起国民党的疑虑及农民反抗国民党。”［7］（p.211）共产党的正当要求又一次被鲍罗廷拒绝。

鲍罗延之所以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在他看来，国民党“是愿意进行反对外来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北洋军阀”［5］（p． 234）的而“中国无产阶级充分的弱，数量也太少”［7］（p.232），中国共产党不能“指导农民与封建残余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 不但不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要“组织左派并与之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5］（p.388），而应该帮助支 持国民党掌权，“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在国民政府中，“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 的领导职位，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首先是左派分子加入本国民族解放事业的领导工作。”［2］（P.233）

为了使国民党“和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在1926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正式接纳国民党为同情 党，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名誉委员，这就大大抬高了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那么，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正如谭平山所说： “广州国民政府它名义上是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右派掌权。”［8］（p.83）这就是说，共产国际、苏俄政府、鲍罗廷企图依靠一个实际上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 政权来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依靠共产党。

二、利用蒋介石作反帝斗争之用，支持蒋介石控制军权，命令共产党藏起武器。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内左、中、右的分化更加明显，国民党右派猖狂进行分裂活动，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极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孙 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春，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公开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 宣扬阶级的独占性，反对国共合作；1925年8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刺杀了坚决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同年11月国民党右派张继、谢 持、邹鲁在北京西山开会，公开反对国民党中央、反对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一时间，反共逆流甚嚣尘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旨 在打击中国共产党、反对苏俄及共产国际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派兵包围了苏俄军事顾问处，扣压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拘捕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产 党员四十余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争夺军事领导权而制造的阴谋事件。面对蒋介石的进攻，共产国际、苏俄政府不但不指责蒋介石，反而指责中 共中央，指责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当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提出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时，却遭到共产国际、苏俄政府的坚决反对。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共产国际、鲍罗廷为什么极力阻止中国共产党反击呢？这是由苏俄政府的外交方针所决定，同时也是鲍罗廷一贯的指导思想。早在1925年孙 中山病重期间，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就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书”，扬言要把共产党赶出国民党。对此，1925年2月14日鲍罗廷写 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不分裂是不行的，我们准备在共产党问题上向他们作出让步，譬如说，既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或政治委员里惹麻烦，我们 准备召回这些党员，中央机关里没有共产党员，我们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5］（p.266）鲍罗廷的报告不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体现了苏俄的对华政策，因 为将国民党“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保障苏俄国家利益是鲍罗廷到中国的主要目的，而“中国无产阶级充分的 弱，人数也太少”，中国共产党“不能领导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不能保障苏俄利益，只要能够保障苏俄利益，共产党是否发展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何况发 展共产党的力量又要惹起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因此，阻止共产党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在共产国际、鲍罗廷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也说“现在我们需要右派，右派 拥有干练的人才，他们还在指挥军队并且领导军队对帝国主义作斗争”，“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我们，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5］ （p.323）。所以中国共产党仍然应该支持他，不能对他进行反击，尽管他已经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1927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组织工人纠察队五千多人，并成立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上海市临时政府。3月29日原定 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9名委员宣誓就职，但白崇禧、钮永键等国民党人拒绝参加，不承认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上海市临时政府，蒋介石也要求“市政府暂缓 办公”。4月8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钮永键另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它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党务”。

武装暴动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政权，而保持政权也要靠武装。蒋介石要夺取上海市政权，势必先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3月25日晚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上，陈 独秀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 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2］（p.236）。陈独秀决计反击蒋介石，这就意味着同蒋介石的决裂与共产国际指示的冲突，在这两难 之中，陈独秀在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商量后认为，除了进行反蒋的武装斗争之外，别无其它办法。如果与蒋介石决斗，这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可，而共产国际却提 出“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莫斯科于3月28日来电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军官发生冲突”。3月31日又来电指示中共中央 “暂时不进行决战”“不要交出武器，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这就是要共产党放弃自卫，束手就擒待毙。罗亦农接电后，怒发冲冠，摔在地上说：“这就是自 杀！”［2］（p.239）。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随时准备叛变革命，而斯大林还在联共（布）党的会议上为联合蒋介石的政策辩护，并要人 们相信蒋介石。

其实，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始终持反对排斥态度，他自任黄埔军校校长之时起，就采取了提防和限制中共活动的措施，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 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与共产党合作。”［9］（p.115）这就是说，斯大林、共产国际要利用一贯“反苏、反共”的 蒋介石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而实际上却被蒋介石所利用。

三、拉住汪精卫，对抗蒋介石，下令解除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武装。

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又错误地把中国革命寄托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文指出：“从此以后，在中国南 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10］（p．203）此时的斯大林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 府还没有完全正确的认识，并寄以轻率的信任，当有人对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政府提出疑问时，斯大林还说：“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 作用，有反对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机关的作用。”［10］（p.274）鲍罗廷也认为，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政府，“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 派继续代表着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武汉国民政府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党应该继续信任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把国家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共产 党的任务是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同国民党的合作，就是同现在的中央合作”［2］。为了利用汪精卫对抗蒋介石，共产国际派罗易使华，“罗易使华是奉命 全面执行国际执委会七中全会有关中国局势的决议，要中共与国民党密切合作，不能越权领导”［5］（p.345）。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全国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到1926年12月，全国工会会员发展到近200万，其中湖北总工会拥有30万工人， 许多城市的工会组织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成为镇压反革命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湖南农会会员发展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以上，几乎占全省农民 总数的一半。蒋介石叛变后，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继续发展，它们建立了一支拥有5000人，3000支枪的工人纠察队，两湖地区的农民自卫军也建立了起来， 他们不仅有梭镖，而且还夺取了地主团防的枪支，在农民自卫军中成立了常备军。工农运动的发展，引起了汪精卫等人的反对，为了拉住以汪精卫为中心的所谓“左 派”国民党，鲍罗廷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结果，工人纠察队的全部3000余支枪和弹药，连同童子军的木棍一起交给了汪精卫的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如毛泽 东所说：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蔡和森也说：鲍罗廷“不仅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有领导农 民，领导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革命之可能”［7］（p.233）。当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军队纷纷向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的时候，斯大林还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 ［10］（p.239）是谁造成这种没有革命军队来代替反革命军队呢？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这正是以他为首的苏共中央长期以来极力武装国民党，压制共 产党军事力量发展的恶果。

总之，共产国际、苏俄政府、鲍罗廷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目的是利用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对抗帝国主义，保障苏俄国家利益。发展共产党的武 装，会吓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将苏俄国家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把苏俄一国利益放在世界各国革命利益之上，这是共产国际、苏俄在 华活动的出发点，当然也是鲍罗廷在华活动的目的。从苏俄这种民族利己主义出发，支持国民党，牺牲共产党的利益，也就可以找到所谓“合理”答案了。

［收稿日期］2001年12月

［作者简介］张留见，男，1962年生人，洛阳大学文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参考文献：

［1］何沁：《中国革命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2］唐宝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香港新苗出版社，2000年。

［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浦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5］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6］《中国现代史》，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1996年第4期。

［7］《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8］《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

［9］《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

［10］《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
《历史教学》2002.7.

史海：中共最重要的指挥官上了借来的美军飞机

史海：中共最重要的指挥官上了借来的美军飞机
2005-01-24 10:42:39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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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张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对这突如其来的胜利，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都还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叶剑英出面向美军“借”飞机
　　
　　日本宣布投降时，东北、华北和华东的广大沦陷区，都存在着由谁来接管的问题。依据当时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决定争取用同蒋介石进行谈判来为中国争取一个 光明的未来。毛泽东考虑到谈判将十分艰苦，其中肯定会有一个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过程，只有打痛了蒋介石，他才有可能让步。
　　
　　但中共当时在“打”这方面准备不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解放区的党、政、军负责人正在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的整风学习，多不在战争第一线。如果让这些将领走陆路，从延安到太行山区就得一个多月，更别说去华东、华中和东北的前线了。
　　
　　具有非凡胆略和智慧的毛泽东决定利用美军观察组之手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一直负责与美军观察组打交道的第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奉命处理此事。叶剑英 工作经验丰富，他首先向美军观察组祝贺抗战的胜利，然后“顺便”以轻松的口气向他们提出，希望向美军观察组“借”一架飞机，运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第 18集团军前方总部，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至于这些干部的姓名、职务等则一概不谈，美军观察组也无意询问。在他们看来，这次飞行只不过是对双方长期愉快 合作的一次小小的回报。
　　
　　中共与美军观察组的飞行合作由来已久
　　
　　中共与美军观察组在航空飞行方面的合作已经很久了。在抗日战争中，曾有许多美军飞行员因执行战斗任务或飞机出现故障降落在我敌后根据地，并受到大力救 助。我根据地军民为救护美军飞行员付出过许多血的代价。抗战后期，蒋介石对延安进行封锁，重庆寄来的邮件和书信，常常在邮检时被国民党扣住。美军观察组建 立后，延安不但可以从他们那里看到大后方出版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等，还可以看到外国的出版物。延安的许多紧缺物资，如药品、电讯器材 等也可以托观察组的飞机带到延安。由于合作愉快，美军观察组经常把从美国国内带来的最新影片放给八路军官兵看，像“米老鼠”等动画片还在延安引起过一阵轰 动。
　　
　　中共最重要的指挥官上了同一架飞机
　　
　　1945年8月25日清晨，刚刚接到乘飞机回前线通知的20名干部匆匆赶到延安东关机场。这20人是：邓小平、刘伯承、林彪、陈毅、薄一波、滕代远、 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这些人不是中共的重要领导，就是叱咤风云 的名将，无不肩负着中国革命的重担。
　　
　　美军观察组提供的道格拉斯运输机舱门矮小，由于长期使用，门已关不严实。飞机有两个螺旋桨，但起飞时得靠人推动才能启动发动机。机舱里的座位是简陋的 铁架子，人坐在上面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毛泽东非常关心这次飞行，专门派叶剑英和杨尚昆到机场检查并组织登机，要求每个人都要带上降落伞以防万一。这些将 领在此之前大多数根本没有坐过飞机。登机前，大家照相留念。陈毅诙谐地说：“如果摔死了，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
　　
　　当时朱德的秘书黄华也前往机场送行。当他看到要乘坐这架飞机的是哪些人后，不禁大惊失色。他担心，如果在飞行中有什么事，这些不懂英文的将帅将如何同美国飞行员对话？在请示杨尚昆后，他也登上飞机，以翻译的身份加入了这批冒险者的行列。
　　
　　飞机起飞了，延安统帅部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叶剑英更是坐立不安。当飞机平安到达目的地的电报传来后，叶剑英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立即通报毛主 席。将帅们在机场附近稍事休息，便分别奔赴各自的战区。就这样，美军飞行员一次不明真相的飞行，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本来需要大约两个月才能完成的战略性运 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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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最后时光

嫁给李宗仁无怨无悔 胡蝶之女胡友松的婚姻(

嫁给李宗仁无怨无悔 胡蝶之女胡友松的婚姻(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01/03 16:22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李宗仁与胡友松合影
李宗仁与胡友松合影

　　作者：朱青

　　胡友松一个人静静地生活在北京东郊一幢年代已久的居民楼里。尽管她在电话中表示不愿意接受什么采访，可当她看见我快步朝她家走来时，竟情不自禁地站在窗户前热情地招
呼我：“哎，在这儿呢！”她说，她其实很想和年轻人谈谈。

　　胡友松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随母亲胡蝶姓。

　　1990年3月，她以“王曦”之名，孤独一身赶到广西桂林，以寄托对一个人的哀思。她曾经与这个人相依为命，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携手共度了900多个日日夜夜。1969年1月30日，这个人撇下心爱的她撒手西去。这是她的第一次婚姻，她是丈夫生命中最后岁月的红颜知己。此后的每个清明节，她都会手持鲜花出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座墓碑前，墓碑上面镌刻着她丈夫的名字——— 李宗仁。

　　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让世界记住了中国将领李宗仁的名字。在他的指挥下，这场战役歼灭侵华日军万余人。1965年，李宗仁再次让世界瞩目。作为原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他在“爱国不分先后”精神的感召下，毅然携夫人郭德洁几经辗转，在周恩来总理的指挥和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甩掉了特务的跟踪，从海外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恩来曾经这样评价说：李宗仁先生一生为人民做了三件好事：一是北伐，二是台儿庄，三是归来。

　　1966年3月，身患晚期乳腺癌的郭德洁逝世。刚刚投入祖国怀抱却遭遇丧妻之痛，李宗仁的情绪非常低落。为了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有关部门先后物色了很多个人选，但都被依然沉浸在丧妻之痛当中的李宗仁一一婉拒，直到一个名叫胡友松的女孩子出现。

　　胡友松在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她不仅人长得漂亮，气质好，而且正好从事的是医护工作，最符合照顾李宗仁的条件。

　　李宗仁对这个落落大方、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一见倾心。但是，一个年过古稀，一个风华正茂，婚事的关键在胡友松。

　　胡友松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她说：和李先生结婚，一方面是出于我本身的政治压力，都说我是国民党大军官的女儿，在原单位很压抑。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李先生是历史人物、爱国人士，我很敬佩他。

　　1966年7月的一个日子，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李宗仁的官邸完婚。这桩婚姻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很多人误解胡友松，以为她爱慕虚荣，看中的是李宗仁的财产。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她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折、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里，正是由于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看护，使李宗仁感到莫大的慰藉和满足。对此，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曾经向有关部门表示，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

　　“李先生和我结婚非常高兴，他把我们两人的合影照片冲洗了很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在每张照片的后面，他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

　　“他的亲属都在国外，我作为他的妻子，有责任照顾好他。我责无旁贷！”关于和李宗仁的结合，胡友松终于向我吐出了两句话，让我听得热泪盈眶。两句话里，包含了多少已经逝去的喜悦、伤心、委屈、艰辛和磨难啊！她不愿意回头看，是因为她不愿意发出叹息。而实际上，她与李宗仁相隔阴阳的交流似乎从未停止过。尽管胡友松一直依靠微薄的工资养活自己，过着清淡的生活，但是她的心里十分清楚：即使是李宗仁的生活用品，也会是珍贵的文物，自己有责任好好保护好它们。在生活最为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想过变卖这些文物。她先后两次将国家发给的生活费 13.7万元、李宗仁的私款等共计20余万元以及大宗名人字画全部上交国库。与此同时，她还把李宗仁的160幅照片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表示不要国家任何照顾，完全能够自食其力。近年来，她自己节衣缩食，却不断把微薄的退休金捐献给希望小学；在抗洪救灾义卖活动中，她把自己的卖画所得5200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人民。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李先生的爱国精神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永不磨灭”。

　　台儿庄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过李宗仁，也在四处打听胡友松的下落。1996年8月，她被接到台儿庄参观考察，受到台儿庄有关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回到北京，她决定把李宗仁的遗物全部捐献给台儿庄人民。

　　现在虽然还有人称她王曦，但大多数人现在习惯叫她胡友松，她也想像松树一样坚强挺拔。她经常接到李家后代的信件和电话，这使她颇感欣慰。曾经有人说，她与李宗仁的结合是一种政治婚姻，为此她做出了很大牺牲，问她是否后悔过。她说，在她的心目中，李宗仁始终是一位英雄，一位伟人，她依然在心底保存着对李先生的缅怀和思念……

胡友松與李宗仁

胡友松 细述前尘 无怨悔

http://www.wenweiposd.com/00064.htm
　　
本报驻山东记者　殷江宏

　　37 年前，年仅28岁的胡友松女士嫁给了76岁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这段被称为「梨花伴海棠」的婚姻仅仅维系了不到3年的时间，便随著李宗仁先生的逝世匆匆结束。时隔多年，一直深居简出的胡女士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坐在胡女士的小公寓里，听著已过耳顺之年的她回忆前尘往事，恍若有一种隔世之感。

　　胡友松原名胡若梅，又名王曦。3个不同的名字见证了她60多年坎坷人生的传奇经历。

　　身世：「你没有爸爸」

　　据胡女士介绍，「若梅」是其生母胡蝶（20世纪30年代驰名上海滩的「电影皇后」）所起，「友松」是和养母沈文芝（军阀张宗昌的姨太太）在北京生活时所改，「王曦」则表现了文革期间身处逆境的她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据介绍，若梅从小随胡蝶在南京和上海长大，6岁时因患湿疹（黄孢疮），医生建议她到北方生活，适逢军阀张宗昌暴毙济南火车站后，姨太太沈文芝逃至南京当家庭教师，胡蝶便委托其带若梅到北方定居。

　　随母姓的若梅从不知生父是谁，她曾问过胡蝶，得到的回答是：「你没有爸爸」。时至今日，胡蝶当初的风流韵事被人们广为流传却说法不一，若梅的身世更显得扑朔迷离。据胡女士回忆，母亲曾到北京想把她带走，但沈文芝坚决不允，胡蝶无奈而去，临走前交给沈文芝一个装满首饰的手提箱，嘱咐其供若梅上大学。可惜沈文芝挥霍成性，若梅中学毕业时，箱子已是空空如也。

　　若梅到北京后更名为「友松」，离奇的身世使她比同龄人早熟了许多。随著年龄的增长，友松越发出落得亭亭玉立。直到现在，尽管岁月的沧桑在她脸上留下了道道印痕，但眉眼之间仍依稀可见倾城之姿，一颦一笑间流露出万种风情。

　　友松於医专毕业后，被分配到积水潭医院做护士，后又调到北京复兴医院。此时正处於文化大革命前期，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友松作为「国民党高官」的女儿，在单位被「另眼相看」，而养母沈文芝终在文革中暴露身份，抑郁而终。

　　婚姻：「梨花伴海棠」

　　另一方面，旅居海外多年的李宗仁於1965年7月20日回到祖国，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李宗仁携夫人郭德洁拜会各界知名人士，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从小对历史颇感兴趣的胡友松对大名鼎鼎的李宗仁自然充满了仰慕之情，但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她的一生竟因这个历史人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66年3月，郭德洁因病在北京逝世，李宗仁情绪非常低落，为照顾他的日常起居，有关部门先后物色了60多个人选，年轻貌美的胡友松被李宗仁一眼看中。二人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於当年7月正式结婚。

　　据胡女士回忆，起初李宗仁只是想找一个秘书。后来周恩来总理找李宗仁谈话，建议他们正式结婚，李宗仁当然无异议，只是担心比他小48岁的胡友松不同意，为此有关领导专门找胡友松做思想工作。尽管是白发配红颜，但对方是自己崇拜的李宗仁将军，胡友松很快同意了这桩婚事，她说：「和李先生结婚，一方面是出於我本身的政治压力，都说我是国民党大军官的女儿，在原单位很压抑。另一方面主要是我觉得李先生是历史人物、爱国人士，我很敬佩他。」

　　李宗仁和胡友松的结合曾经引起不小的风波，许多人指责胡爱慕虚荣，看中了李宗仁带回来的巨额财产。胡友松是个要强的女人，一进李公馆，就向工作人员声明：「我不管钱，所有存摺、钥匙都不管，也不继承财产，我只是照顾李先生的起居。」胡友松履行了她的诺言。在李宗仁临终前的日子，正是她无微不至的看护，使李宗仁倍感欣慰。

　　或许正是胡友松的美丽、单纯和倔强，激发了李宗仁的怜惜之情。新婚伊始，李宗仁教胡友松游泳，下棋，生活充实而甜蜜。可惜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和李宗仁的结合并没有使胡友松「安枕无忧」，李公馆也闯进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每次他出去（挨批斗），我的心就揪心的痛。李先生说我们是相依为命。」谈起那段令人心悸的日子，胡女士的语气有点激动。

　　患难相处，情感逐深。在周总理的保护下，李公馆终於恢复了平静，但李宗仁已很少出门，心情难免忧郁。胡友松是李宗仁生命中最后岁月的红颜知己，两人在这片难得的净土相处了不到四个年头，1969年元月30日，李宗仁因病在京逝世。此后的34个清明节，胡友松都会手持鲜花出现在北京八宝山李宗仁先生的墓前，她的步履从轻盈到蹒跚，二人相隔阴阳的交流似乎从未停止。

　　晚年：勤礼佛多行善

　　1938年台儿庄大战时，老火车站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战斗胜利后的4月8日，李宗仁将军在台儿庄站牌下留影，成为台儿庄大捷的永久纪念。1995 年，台儿庄政府按照当年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修复了火车站楼房，建立了李宗仁史料馆。为感谢胡友松的无私捐助，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聘其为名誉馆长。台儿庄区政府还投资50万元，在李宗仁史料馆旁为其建了一栋别墅，因交通不便，胡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辆二手汽车，闲暇时在阳台上画画，或开车去兜兜风，生活倒也惬意。

　　李宗仁史料馆有7个讲解员，胡友松称她们为「七仙女」，仙女们则称她为「王母娘娘」。冬天来了，「王母娘娘」出钱给「仙女」们每人做了一件羽绒服。据讲解员牛秀琴介绍，胡友松是个心善的老人，回北京后经常给别墅的保安写信、寄衣服。

　　20世纪80年代，胡友松曾结过一次婚，对方是一位技术员，但两人都承受了很大压力，有时走在路上会有人向他们吐唾沫，加之性格不合，最终导致离婚，并独居至今。

　　1998年，胡友松病退后进入老年大学学习绘画，目前已小有成就，尤见长於梅花和牡丹；1999年，她的画入选「海峡两岸名人集」；2000年，在中国佛教学会举办的「抗洪救灾义卖」活动中，胡友松的4幅牡丹图国画售价达5,200元，她全数捐给了灾区。

　　回忆60年的前尘往事，既有造化弄人，亦跟自身的选择息息相关。虽然一生清苦，胡友松无怨无悔。目前她已皈依佛门，平时清修礼佛，经常参与各种赈灾慈善活动。

　　「周总理一直保护我」

　　李宗仁过世后胡友松的厄运便接踵而至。文革愈演愈烈，胡友松被赶出李公馆，随后被诬为特务受到审查，之后被安排到湖北上干校劳动。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胡友松改名为「王曦」，一个「曦」字，道尽了她对美好生活的企盼。一年后，在周总理的关照下，胡友松回到北京。「不管怎么样，周总理一直保护著我。我每走一个脚步，都要回头看看脚印正不正。」

　　逆境：从未变卖文物

　　周总理的关怀让身处逆境的胡友松感到一丝温暖。而最让胡友松欣慰的，莫过於李宗仁长子李幼邻对她的肯定。1973年李幼邻送其母李秀文回国时，曾向有关部门表示：「不管一年两年，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或许是出於对李幼邻的感激，胡友松曾在李秀文病重弥留之际去医院看望，尽管当时李秀文已无意识，胡友松亦未公开身份，但这毕竟是李宗仁的第一位夫人和第三位夫人唯一的一次会面。

　　李宗仁逝世后，周恩来总理曾经批示：李宗仁的遗产上缴国库，郭德洁的遗物由胡友松继承。从1969年至今，胡友松先后把李宗仁留下的20余万元现金上缴国库，并把李宗仁的大量遗物捐赠给中国历史档案馆、广西李宗仁官邸和山东台儿庄史料馆，后二者都是李宗仁晚年梦萦魂牵的地方。

　　几十年来，胡友松一直靠工资养活自己，虽然学历不高，但她知道即使是李宗仁的生活用品也会是文物，所以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著。1996年，胡友松把收藏了多年的60多件李宗仁遗物捐给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其中原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先生所赠重达45公斤的李宗仁半身青铜像、瑞士手表厂建厂百周年时赠给各国首脑的金表和傅作义将军赠送的有「软黄金」之称的火狐标本等，都被鉴定为无价之宝。

　　去年，胡友松又把郭德洁留下的几件翡翠、宝石等首饰捐给了广西桂林李宗仁官邸。虽然这些首饰足以使她一辈子衣食无忧，但即使在最窘迫的时候，她也从未变卖过一件。

　　资料廊：桂林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官邸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於二十世纪40年代，有桂林「总统府」之称。为民国中西结合别墅式建筑，主楼坐西朝东，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建筑面积818平方米。一楼有警卫室、客厅、秘书室；二楼有会议室、书房、卧室等。官邸紧靠杉湖南岸，环境优雅。原围墙、主楼、副楼、副官及厨用平房保持完好，楼内还保存壁炉、澡盆等遗物。1948年下半年至1949年10月李宗仁回桂期间曾在此居住和办公。1966年，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先生在这里又故地重游。官邸於1991年8月辟为李宗仁先生文物史料陈列馆，现已成为桂林著名的旅游点。

　　「电影皇后」胡蝶

　　胡蝶，原名胡瑞华，生於上海，16岁时考取了中华电影学校，改名为胡蝶，一生拍片40余部，包括《秋扇怨》、《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自由之花》等。1933年，由胡蝶主演的《自由之花》被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评为优秀影片；同年，又被送往意大利万国电影赛会参赛获奖。与此同时，胡蝶两年3次获选中国电影皇后，被称为中国的老牌影后。1935年，胡蝶主演的《姊妹花》和《空谷兰》参加莫斯科国际影展。1975年，胡蝶赴加拿大定居，化名为潘宝娟。 1989年4月23日，胡蝶病逝於温哥华。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胡蝶要飞走了！」

【典藏精華】─ 四大天王

http://www.mwr.org.tw/monthly/41/41_5.htm

【典藏精華】─ 四大天王

文／劉憶諄　攝影／陳俊吉

　 　依佛教尊者的類別來看，四大天王是屬於天部；所謂的「天」，梵名提安，意指宇宙六界十道中的一環，即是天上或天界。而佛教須彌山上有所謂的二十七種諸 天，位於此諸天中的諸神，也稱為天。融貫說來，就是指古印度神話的眾神，亦即是早期婆羅門教或民間信仰的諸神，四大天王即是其中之一。以此體系看來，四大 天王的理解必須還原至古印度神話，再對應到佛教世界中，最後發展出中國獨特信仰。

　　古 印度神話中的四天王是守護四方四州的四位守護天神。後人將四方四州理解為佛教世界的基本縮圖。簡單說來，四天王依其持物分別為持刀的東方持國天、佩劍的南 方增長天、執筆的西方廣目天、攜寶塔的北方多聞天，其中又以北方多聞天最為知名，且其造像與持物皆忠實根據佛教經典的紀錄而成像。主要原因在於原印度教與 婆羅門教中，又名俱毗羅的多聞王是富貴福德的財神，守護世界上所有的財富，是屬福神之一，故受到特別的尊崇，甚至有獨立的毗沙門天王廟。不過，這樣優越的 地位與待遇僅盛於唐與五代時期，宋以後因漸涵化於中國本土信仰而使四天王的地位趨於一致。

　　今日所謂的四大天王實則已與初始印度神話、純粹佛教世界中的四天王頗有差異。在漢式佛教中，四大天王在民間信仰裡又有稱為四大金剛，然並非泛指所有四 大天王。真正使四大天王的形象與持物轉變為中國式的佛教尊者，應是定型於明清時期。一則源於當時中國式造像的平民化、世俗化現象普及，使神像相當程度的與 一般人民的生活呼應，調整為符合人民生活所需的形象。二來，明清通俗文學：小說的興盛，導致四大天王的徹底轉化。實際的影響力是來自於《封神演義》一書， 書中作者將民間的四大金剛塑造為中國派往西方鎮守四方的四大天王，其形象與職責因而也被清楚條述出來。《封神演義》第九十九回中敘述：

增長天王魔禮青 掌青光寶劍一口 職風

廣目天王魔禮紅 掌碧玉琵琶一面 職調

多聞天王魔禮海 掌混元珠傘一把 職雨

持國天王魔禮壽 掌紫金龍花狐貂 職順

　　仔細推敲可以發現，這樣的形象轉化是有跡可循，且在某種層面上來說是相當成功的。《封神演義》作者乃是利用漢語中的語意及諧音的雙關意義來作互借，如 原為樂神的多聞天王操著琵琶，藉以象徵「調」和風雨的職責；而手執金龍的持國天王藉由順直的龍身，作為生活安順的表徵，這是相當漂亮的轉借。因此四大天王 與人民生活融合後，轉化為祐護人民日常生活平安順泰的形象，切實反映時代風格與生活需求。本館典藏明代泥塑的四大天王像，即是相當典型的中國式四大天王， 雖然其中兩尊的手持物已失，彩繪多處皆經修補，但其栩栩如生的形貌仍可顯出生動傳神的風采（如圖）。

四大天王石雕

http://www.lukang.gov.tw/title-3/title-1/ancient/lungshan/04_2.htm

風調雨順
四大天王石雕：在龍門和虎門的兩側的山牆，刻有四大天王的石雕。四大天王依所持兵器的不同，各有其象徵的含意。一手 持寶劍，揮劍生風，有象徵「風」的含意。一手抱琵琶，調絃成樂，有象徵「調」的含意。一手舉雨傘，以蔽霖雨，有象徵「雨」的含意。一手盤小龍，則有象徵 「順」的含意。組合起來，便衍生出「風調雨順」的意義。

道教裡的四大天王
在我國道教之寺廟裡，有些供奉四大金剛，各執寶劍、琵琶、繖蓋、索蛇，俗謂掌風、調、雨、順之權，敕封輔弼西方教典，立地水火風之相，護國安民，此乃中國以農立國，天災神變，影響農耕，人人祈求上天保佑，年年「風調雨順」。

佛教裡的四大天王
在佛教謂四大天王，守護東西南北四方之天神，東方為持國天王，西方為廣目天王，南方為增長天王，北方為多聞天王，源自古印度神話，守護各方世界之「護世神」，傳到佛教時為守門之「護法神」，身究鎧甲，頭帶寶冠，著長袖衣，威武顯赫樣，乃象徵非尋常之武人。

增長天王
道教中名曰魔禮青掌青光寶劍一口，職風。
　 佛教中梵名曰毗樓勒叉，能令人善根增長而得名，手持寶劍，為鎮護南方之神。

持國天王
道教中名曰魔禮海掌碧玉琵琶一面，職調。
　 佛教中梵名曰提頭賴吒，譯作持國，安民之義，手持琵琶，為鎮護東方之神。

多聞天王
教道中名魔禮紅掌管混元珍珠傘，職雨。
　 佛教中梵名曰毗舍羅波拏，別名毗沙門夫，譯作善門、多門。福德之名聞四方，常護如來道場，並聞法，故名。手持寶幢，為鎮護北方之神。

廣目天王
道教中名曰魔禮壽掌紫金龍花狐貂，職順。
　 佛教中梵名曰毗樓拔叉，譯作非好報、惡眼、廣目。其本誓為懲罰世人，使之遭遇辛苦，而後能起道心。手持絹帶索蛇，為鎮護西方之神。

四大天王象徵風調雨順

http://www.buddhismcity.net/creation/details/6032/

自古以來，四大天王是佛教信仰必有的護法神。

走進佛寺山門，即可參謁天王殿諸神，殿中央供奉笑口常開的大肚彌勒，兩側則是佛國名聲最響的護法神將－－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俗稱四大金剛，他們四位在天王殿享受供奉。

據 佛經講，四大天王的任務是各護一方世界，即居於須彌山四方的東勝神洲，南贍部洲（中國在此洲），西牛賀洲和北俱羅洲，故四大天王又稱「護世四大天 王」。四大天王手下各有八位大將，幫助管理所屬各處山河、森林以及地方的小神、眾大將中居首位的是韋馱，專門保護出家人，因此備受僧尼尊崇。

佛教自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七年）由印度傳入我國，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佛教的思想，近兩千年的涵化，已深入民間，成為生活哲學。

佛教在中國生根，繼而發揚光大，宗教與藝術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中國佛教藝術也有輝煌的成就。

四大天王，也叫四天王、四王、護世王、護世四王等，四大天王源自古印度人的信仰。印度最早的神話時代，就有守護各方世界的「護世神」，傳到佛教時代，這些神被佛教吸收成為「護法神」。

四大天王的名稱及形象為－－東方持國天王，叫多羅叱，身白色，穿甲冑，手持琵琶，「持國」的意思是慈悲為懷，保護眾生，手持琵琶表示要用音樂感化眾生，皈依佛門。

南方增長天王，叫毗琉璃，身青色，穿甲冑，手握寶劍。「增長」的意思是能傳令眾生，增長善報，手握寶劍，為的是保護佛法，不受侵犯。

西方廣目天王，名叫毗留博文，身白色，穿甲冑，手上纏繞一龍（或蛇）。「廣目」的意思是能用淨天眼隨時觀察世界，護持眾生。手纏一龍（或赤索），對不信佛教者，用索捉來使其皈依佛門。

北方多聞天王，名叫毗沙門，身綠色，穿甲冑，右手持寶傘（又稱寶幡），左手握銀鼠。「多聞」是指他的福德之名聞於四方。他手持寶傘、神鼠、用以制伏魔眾，保護人民財富。

四大天王的造型，都非常威嚴可畏，神格的內涵，趨向威風凜凜，煞氣騰騰，更具美力的表現。台灣許多佛寺的四大天王，各個容貌莊嚴、神態逼真、雕工精細。

四大天王傳入中國後，被徹底漢化，他們站在天王殿裡，全是一副中國武將打扮，而且將四神賦予中國式的寓意：

南方增長天王執劍－司風
方持國天王執琵琶－司調
北方多聞天王執傘－司雨
西方廣目天王執蛇－司順

「封神演義」說，姜子牙奉太上元始之命，敕封魔家四兄弟道：「今特敕封爾為四大天王之職，輔弼西方散典，立地水火風之相，護國安民，掌風調雨順之權。」

四大天王的塑像，分別持著寶劍、琵琶、寶傘、索蛇；執劍者，風也，執琵琶者，調也，執寶傘者，雨也，執蛇者，順也，合起來即「風調雨順」，又暗示「五穀豐登」、「天下太平」。

因為我國自古以來以農立國，不可測的天災神變，最能影響農耕生活，因此人人祈求上天保佑，年年能「風調雨順」，祈拜象徵風調雨順的神祇，也自然而然成了人們普遍的信仰。

於是，在台灣的大佛寺，幾乎都供奉四大天王，甚至有些廟宇把它當作門神。橫眉怒目，凶猛威武的佛教護法神－－四大天王，搖身一變，卻被中國老百姓賦予了十分美好的理想寄託，把衪們當作象徵「風調雨順」的神祇供奉，充分表現了我國民族的一種傳統心理。

台南市開元寺，前殿奉祀大肚彌勒佛，兩旁列有四大天王，各高丈餘。四大天王全身塑像，各個容貌莊嚴、神態逼真、雕工精細，是藝術上品。

人 類的四大慾念是「酒色財氣」，為了克制這種邪念，該寺的四大天王腳下，分別踩著代表「酒」、「色」、「財」、「氣」的四種人物，象徵著在佛法無邊 下，衪們能夠為眾生驅除這些邪念，使人們走上正途，謀求幸福的生活。這些四大天王足下的酒、色、財、氣四種人物的塑像，栩栩如生，在台灣地區的佛寺裡所供 奉的許多塑像中，是難得一見的珍品。

(作者：毅振．中國)

兩蔣日記 胡佛研究所明揭密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Moment/newfocus-index/0,3687,940215012+0+0+144515,00.html

兩蔣日記 胡佛研究所明揭密
劉屏/華盛頓－舊金山電話採訪

蔣中正、蔣經國兩位故總統的日記等大批珍貴史料，將全數交由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整理。胡佛研究所稱此為「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研究之最大突破」。為處理這批海內外期待已久的浩瀚史料，編列之相關經費換算為新台幣高達數億元。

胡佛研究所訂十六日（本周三）以盛大儀式正式宣布此一最新的「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史料」。史料包括國民黨檔案、蔣中正日記、蔣經國日記、前行政院長宋子文 檔案、中華婦女聯合會檔案等。屆時蔣、宋、孔（祥熙）等三個家族都將派代表出席，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婦聯會常委陳秦舜英也將出席此一盛會。

胡 佛研究所負責東亞檔案研究的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孟（Ramon H. Myers）表示，相關單位極為慎重，在十六日正式公開之前，各項史料對外完全保密，沒有任何照片、微縮膠卷、筆記、複印件等外流，連所內主管也沒有幾人 看到這批史料。他強調，「二月十六日正式宣布。在此之前，不會對任何人破例」。

馬若孟說，這批史料勢將帶動新一波關於國民黨、中華民國、以及近代中國的研究，讓大家進一步瞭解中國過去和當前的問題，收鑑往知來之效。

這位曾在台灣任教的中國通表示，這批史料不是通常的「捐贈」，甚至連「寄託」或「存放」也說不上，以中國國民黨史料為例，胡佛研究所是派員赴台灣攝製，把攝製結果帶回美國整理，然後對公眾開放。原件則保留在台灣。

馬若孟表示，屆時將依時間先後處理，愈早的愈先公布。同時考慮到日記中提及的人士某些仍在世，因此也可能略作保留。他說，如何取捨，要尊重日記主人家屬的意願。

馬 若孟說，蔣、宋、孔家以及國民黨等單位如此信賴胡佛研究所，是再次肯定胡佛研究所蒐集及整理東亞史料的成果。去年四月，宋子文交給胡佛研 究所保管的「西安事變期間日記」公開，引起各方高度重視。按，事變發生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廿五日落幕。宋子文在廿日抵達西安，日記從當天起至廿 五日，以英文寫成。

數十年來，蔣介石的日記曾對外公開若干，但蔣經國的日記，外界知悉甚少。數年前，大陸「團結出版社」曾出版《蔣經國 自述》，其中選編了蔣 經國若干日記，包括一九四八年他在上海「打老虎」（實施經濟管制，打擊投機、平抑物價）時的《滬濱日記》。蔣經國在世時，台灣出版的《風雨中的寧靜》一書 收錄了他在一九四九年的全年日記《危急存亡之秋》。後來又出版了「守父靈一月記」，時間是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中正總統過世至奉厝前後。

兩年前，蔣經國逝世十五周年前夕，負責保管日記的三媳蔣方智怡自洛杉磯返國參加紀念活動，並透露「有計畫並有準備，適時公布部分日記內容」。

一般推斷，蔣夫人宋美齡女士與蔣經國夫人方良女士相繼辭世，顧忌減少，因此蔣家較願把兩蔣日記公諸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