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限制中共军事力量发展原因析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限制中共军事力量发展原因析

洛阳大学文史系　张留见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发展自己独立领导的军事力量，使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当蒋介石、汪精卫向共产 党人举起屠刀的时候，共产国际仍然下令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就使大革命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过去一些历史教科书在总结大革命失败原因时认为：“陈独秀 右倾投降主义，自动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以致在反革命势力发动突然袭击时，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导致了革命的惨重失 败。”［1］（p.173)目前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主要责任，共产国际“限制工农组织武装”［2］（p.206）是造成大革命失 败的主要原因。但对于共产国际为什么“限制工农组织武装”则少有论述。本文就共产国际“限制工农组织武装”的原因作一简析，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利用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建立军队，阻止中国共产党发展军事武装。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虽然粉碎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平定了国内反革命叛乱，但总的说，苏俄在世界上是孤立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 的魔爪要破坏俄国革命和剥夺俄国工农通过这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成果”，他们像 “铁桶一样包围着”俄国，“企图在俄国恢复君主政体”［3］（p.49）。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包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迫切需要打开对华关系，争取中国的同情 与支持，为此采取了与中国各方势力联系和探求合作的政策。1920年，共产国际、苏俄政府派维经斯基赴华。维经斯基一方面在上海、北京与中国先进分子筹建 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与吴佩孚商讨建立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又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联系。维经斯基上述活动表明，苏俄政府为了打开对华关系大门，尽可能与中 国一切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建立联系，不论他们中的哪一派掌权，都不至于损害苏俄利益。当时活动于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有实力的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 权，孙中山的现有实力远不如吴佩孚强大。所以，共产国际、苏俄政府首先选择吴佩孚作为联合对象。但是，到1921年下半年，苏俄接近吴佩孚的政策发生困 难，而在中国能与吴佩孚相对抗而又影响较大的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毕竟力量有限。为了利用国民党对抗吴佩孚，苏俄政府派遣军 事专家帮助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运来了大批武器，1925年一次运到广州的军火就价值54．6万卢布，1926年后又分4 批将军火运到广州，“假如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可能有黄埔军校，也就不会有东征和北伐的胜利”［4］（p.234）

为了利用国民党牵制代表英美利益的吴佩孚，保障苏俄国家利益，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 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5］（p.15）。为了更好地贯彻苏俄联合国民党“共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1923 年鲍罗廷被任命为苏俄政府派驻国民政府的代表，兼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斯大林任命鲍罗廷为苏俄政府代表时，就“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 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这就是说，鲍罗廷在中国只能“与孙中山国民党通力合作，以发展中国的反帝势力，决不 能有扩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企图”［2］（p.180）。

中国革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积极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把这次运动推向顶 点，但却遭到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大罢工的失败深深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使他们认识到没有自己的武装，就不可能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革 命。因此，陈独秀向鲍罗廷请求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军队，却遭到鲍罗廷的拒绝。1924年冬，鲍罗廷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国共合作及如何发展国民 革命军事力量，准备北伐等问题。会上鲍罗廷说：“现在准备北伐了，需要强大而统一的军事力量，但现在广东军队有不同的系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心，对军事 行动不利。因此我们决定培植蒋介石的第一军作这个中心力量，以黄埔军校为基地培养军事干部，在财力和军事装备方面给予支持”。当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 要求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时，鲍罗廷却说：中国共产党“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不利于统一战线［2］ （p.248）。为了维持以国民党为核心的统一战线，消除国民党将领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要“帮助支持国民党掌握政权”，“不要单独起领导作 用”［6］（p.49）。中国共产党的正当要求被鲍罗廷无理拒绝。

“中山舰事件”后，中共中央再次要求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军事武装对抗蒋介石。陈独秀于1926年6月派彭述之到广州同鲍罗廷商量，要求把苏俄帮助蒋介石、 李济深的枪械匀出5000支用于武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农民，但鲍罗廷怕引起国民党和蒋介石的猜疑。陈独秀说：“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枪械匀 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而共产国际代表却说武装农民要惹起国民党的疑虑及农民反抗国民党。”［7］（p.211）共产党的正当要求又一次被鲍罗廷拒绝。

鲍罗延之所以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在他看来，国民党“是愿意进行反对外来压迫，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傀儡——北洋军阀”［5］（p． 234）的而“中国无产阶级充分的弱，数量也太少”［7］（p.232），中国共产党不能“指导农民与封建残余斗争，与帝国主义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 不但不应该建立自己的武装，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要“组织左派并与之合作，不要企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5］（p.388），而应该帮助支 持国民党掌权，“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在国民政府中，“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 的领导职位，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首先是左派分子加入本国民族解放事业的领导工作。”［2］（P.233）

为了使国民党“和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在1926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正式接纳国民党为同情 党，选举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名誉委员，这就大大抬高了蒋介石的政治地位。那么，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正如谭平山所说： “广州国民政府它名义上是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右派掌权。”［8］（p.83）这就是说，共产国际、苏俄政府、鲍罗廷企图依靠一个实际上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 政权来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依靠共产党。

二、利用蒋介石作反帝斗争之用，支持蒋介石控制军权，命令共产党藏起武器。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内左、中、右的分化更加明显，国民党右派猖狂进行分裂活动，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篡夺统一战线领导权，极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孙 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春，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公开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等小册子， 宣扬阶级的独占性，反对国共合作；1925年8月，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刺杀了坚决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先生；同年11月国民党右派张继、谢 持、邹鲁在北京西山开会，公开反对国民党中央、反对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一时间，反共逆流甚嚣尘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旨 在打击中国共产党、反对苏俄及共产国际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派兵包围了苏俄军事顾问处，扣压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拘捕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共产 党员四十余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争夺军事领导权而制造的阴谋事件。面对蒋介石的进攻，共产国际、苏俄政府不但不指责蒋介石，反而指责中 共中央，指责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的中共广东党组织，当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提出对蒋介石进行反击时，却遭到共产国际、苏俄政府的坚决反对。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共产国际、鲍罗廷为什么极力阻止中国共产党反击呢？这是由苏俄政府的外交方针所决定，同时也是鲍罗廷一贯的指导思想。早在1925年孙 中山病重期间，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邓泽如、张继、谢持就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书”，扬言要把共产党赶出国民党。对此，1925年2月14日鲍罗廷写 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我们认为不分裂是不行的，我们准备在共产党问题上向他们作出让步，譬如说，既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或政治委员里惹麻烦，我们 准备召回这些党员，中央机关里没有共产党员，我们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5］（p.266）鲍罗廷的报告不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体现了苏俄的对华政策，因 为将国民党“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保障苏俄国家利益是鲍罗廷到中国的主要目的，而“中国无产阶级充分的 弱，人数也太少”，中国共产党“不能领导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不能保障苏俄利益，只要能够保障苏俄利益，共产党是否发展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何况发 展共产党的力量又要惹起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因此，阻止共产党对蒋介石进行反击，在共产国际、鲍罗廷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也说“现在我们需要右派，右派 拥有干练的人才，他们还在指挥军队并且领导军队对帝国主义作斗争”，“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我们，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5］ （p.323）。所以中国共产党仍然应该支持他，不能对他进行反击，尽管他已经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1927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组织工人纠察队五千多人，并成立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上海市临时政府。3月29日原定 由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9名委员宣誓就职，但白崇禧、钮永键等国民党人拒绝参加，不承认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上海市临时政府，蒋介石也要求“市政府暂缓 办公”。4月8日蒋介石指派吴稚晖、钮永键另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它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并指导党务”。

武装暴动的最终目的是夺取政权，而保持政权也要靠武装。蒋介石要夺取上海市政权，势必先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在3月25日晚中国共产党特别委员会上，陈 独秀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 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2］（p.236）。陈独秀决计反击蒋介石，这就意味着同蒋介石的决裂与共产国际指示的冲突，在这两难 之中，陈独秀在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商量后认为，除了进行反蒋的武装斗争之外，别无其它办法。如果与蒋介石决斗，这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可，而共产国际却提 出“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莫斯科于3月28日来电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军官发生冲突”。3月31日又来电指示中共中央 “暂时不进行决战”“不要交出武器，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这就是要共产党放弃自卫，束手就擒待毙。罗亦农接电后，怒发冲冠，摔在地上说：“这就是自 杀！”［2］（p.239）。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随时准备叛变革命，而斯大林还在联共（布）党的会议上为联合蒋介石的政策辩护，并要人 们相信蒋介石。

其实，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始终持反对排斥态度，他自任黄埔军校校长之时起，就采取了提防和限制中共活动的措施，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 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与共产党合作。”［9］（p.115）这就是说，斯大林、共产国际要利用一贯“反苏、反共”的 蒋介石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而实际上却被蒋介石所利用。

三、拉住汪精卫，对抗蒋介石，下令解除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武装。

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又错误地把中国革命寄托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1927年4月21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文指出：“从此以后，在中国南 部将有两个阵营，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武汉的革命中心和南京的反革命中心。”［10］（p．203）此时的斯大林对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 府还没有完全正确的认识，并寄以轻率的信任，当有人对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政府提出疑问时，斯大林还说：“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左派国民党有革命斗争机关的 作用，有反对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机关的作用。”［10］（p.274）鲍罗廷也认为，汪精卫控制的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政府，“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左 派继续代表着国民党的革命力量，武汉国民政府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党应该继续信任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把国家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共产 党的任务是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同国民党的合作，就是同现在的中央合作”［2］。为了利用汪精卫对抗蒋介石，共产国际派罗易使华，“罗易使华是奉命 全面执行国际执委会七中全会有关中国局势的决议，要中共与国民党密切合作，不能越权领导”［5］（p.345）。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全国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到1926年12月，全国工会会员发展到近200万，其中湖北总工会拥有30万工人， 许多城市的工会组织建立了工人纠察队，成为镇压反革命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湖南农会会员发展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以上，几乎占全省农民 总数的一半。蒋介石叛变后，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继续发展，它们建立了一支拥有5000人，3000支枪的工人纠察队，两湖地区的农民自卫军也建立了起来， 他们不仅有梭镖，而且还夺取了地主团防的枪支，在农民自卫军中成立了常备军。工农运动的发展，引起了汪精卫等人的反对，为了拉住以汪精卫为中心的所谓“左 派”国民党，鲍罗廷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结果，工人纠察队的全部3000余支枪和弹药，连同童子军的木棍一起交给了汪精卫的武汉卫戍司令部。正如毛泽 东所说：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蔡和森也说：鲍罗廷“不仅不相信中国无产阶级有领导农 民，领导革命的能力，而且根本不相信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有用自己的力量完成革命之可能”［7］（p.233）。当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军队纷纷向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举起屠刀的时候，斯大林还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 ［10］（p.239）是谁造成这种没有革命军队来代替反革命军队呢？他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这正是以他为首的苏共中央长期以来极力武装国民党，压制共 产党军事力量发展的恶果。

总之，共产国际、苏俄政府、鲍罗廷一再阻止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发展，目的是利用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对抗帝国主义，保障苏俄国家利益。发展共产党的武 装，会吓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将苏俄国家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把苏俄一国利益放在世界各国革命利益之上，这是共产国际、苏俄在 华活动的出发点，当然也是鲍罗廷在华活动的目的。从苏俄这种民族利己主义出发，支持国民党，牺牲共产党的利益，也就可以找到所谓“合理”答案了。

［收稿日期］2001年12月

［作者简介］张留见，男，1962年生人，洛阳大学文史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参考文献：

［1］何沁：《中国革命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2］唐宝林：《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香港新苗出版社，2000年。

［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浦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5］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6］《中国现代史》，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1996年第4期。

［7］《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8］《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

［9］《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

［10］《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
《历史教学》2002.7.